坚持正确的培养方向
当时在四航校，除了苏联顾问之外，飞行教员.大队、中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这些人有技术，文化水平较高，在我空军初创时期，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苏联顾问过份看重对他们的使用和培养，轻视甚至放弃培养、教育经过战争考验的，从陆军选调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
我认为这种本末倒置的倾向必须纠正，否则选送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永远成不了内行，掌握不了指挥权。当时，我兼任四航校干部部部长，就把这件事提到党委会上研究，大家很支持。于是拟定了一个培养名单，让干部部副部长惠子华同航校的苏联政治顾问谈培养这些同志的问题。政治顾问看了名单、听了汇报后，武断地说:“不行!这些人文化基础太差，没办法培养，你们这是自杀政策!”惠子华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我说我去谈谈。第二天，我去谈，也谈不通。顾问一味地强调文化呀，水平呀等等，还说:“斯大林同志派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尽快把中国同志带出来。我们远离故乡和亲人，克服工作中、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就是为了完成斯大林同志交给的光荣任务，使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中国空军，很快地成长、强大起来。”我通过翻译向顾问表示:“对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我们是衷心感谢的。但中国空军的成长和强大，决不能光依靠少数几个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必须还要依靠广大的、久经战争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干部。你们的做法，是不符合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共产党援华意图的。”话不投机，顾问拍案而起，叽哩呱啦不知道嚷些什么，翻译也不敢翻了。我压着火气，拿着那份名单，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当天晚上，校长顾问(即顾问组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次日早上在办公室等他。第二天早上，校长顾问和政治顾问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握手问好后，校长顾问向我要那份名单，说:“我们按名单进行培养。”政治顾问说:“政委同志，你的意见是对的。今后我们要努力多培养一些陆军来的战斗骨干。”
那时候，空军初创，又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航校里苏联顾问很多。从总体看，苏联顾问精通业务，要求严格，工作精神很好，为我军空军的成长、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内部的管理纪律也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三大队(相当于三团)的飞行顾问丘也夫，晚上坐吉普车外出做了违犯纪律的事。第二天，司机向我报告了他的问题。做飞行准备时，我在机场见到他，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他说没有干什么。我就告诉他司机对我讲了什么。他一听就慌了，马上向我求情，要求我千万不能告诉顾问组领导，否则，他的前途就是立即被送回国，开除军籍，老婆离婚，一切就全完了。我考虑他平时表现不错，又是初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检讨得比较好，老婆马上就要来了，在批评他之后，就为他隐瞒了。
又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苏联飞行顾问到锦州接飞机回来，在石家庄机场一落地，就跑到市里的一个剧场舞台上拉着一个和他跳过舞的女演员要走。这位女演员当时正在台上参加慰问演出，当场弄得满脸通红。演出也被搅乱了。当地地方政府非常不满意，报告到空军。空军向驻空军的苏联总顾问通报了此事。总顾问查下来。
四航校的政治顾问和我一起到石家庄去处理这件事。这位政治顾问一见到这位年轻人，上去就撕掉了他的肩章，接着就打他的耳光子。我赶紧把他们拉开，又和政治顾问一起到地方去做赔礼道歉的工作。很快，顾问组就把这位年轻人送回国去了。
1952年冬天，上级决定四航校搬到石家庄，在太原原四航校校址上新组建十航校(专门培养歼击机地勤学员的航校)。我被任命为十航校校长。十航校还没有组建完，1953年8月，空军又来了命令，调我到空六师当师长。这时我调空军刚3年多一点时间。当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找我谈工作调动时(当时刘亚楼司令员不在机关)，我说:“你们不让我学飞行，现在又要我去当飞行师长，我干不了。”我很不满意，又提出要回陆军;不让回陆军，就要求学文化。这时正好空军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我坚决要求进文化学校学习。过了几天，吴法宪找我说:’‘不要上什么文化学校了，要不然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吧!”我对上学感兴趣，但还是坚持要求上文化学校。吴法宪不高兴了，说:“要不上军事学院，要不到空六师去。去文化学校，不批准!”我权衡了一下，同意到军事学院学习。我当时以为军事学院是刘伯承司令员办的，去了就可以回陆军了。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元股证券:ygzq.hk初进空军系
1950年，我从西北调入空军时，全家除了三口人，一个马搭子，再什么也没有了，行动利索极了。到太原四航校工作时，还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没有觉得家庭负担有多大。这年(1953年))9月我的第三个女儿已出生了，留下余群一人带4个孩子，负担很重。空军很关心此事，为解脱我的后顾之忧，特意将余群安排到空军在北京的一所子弟小学当校长，让我把家从太原搬到北京。因为我要去南京报到，不能帮助搬家，只能歉疚地离开妻儿。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报到时，干部部接待的同志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了一下说:“我把你介绍到空军系去。”说完就坐下来给我转介绍信。我一愣，赶快阻止他:“同志，你先别写!我是来学陆军的呀!”因为我还不知道这里有空军系，没做这种思想准备。他说:“空军政治部介绍来的学员，都是上空军系的。”我把介绍信指给他看:“介绍信上没有写空军系嘛!我是来学陆军的。”他说不行。
我要求找部长谈谈。他说可以，就领我去了。见到了干部部部长，听J我的“理由”和要求，部长笑着摇头，非常耐心地解释、说服道:
“空军介绍来的一律学空军，海军介绍来的一律学海军，介绍信上是不用注明的。你想改变军种不行，没有这个先例。”看来这个“空子”是钻不成了，我只好去了空军系。
后来我了解到，这所学院1950年底筹建时，曾准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负责筹建的刘伯承同志正因为考虑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才建议中央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早在一年多以前(1952年5月30日)就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军事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和国防部旧址上，占地非常广阔，环境十分好。中央任命刘伯承同志为院长兼政委。院、部领导还有钟期光、陈伯钧等同志。第一期学员开课是1951年1月。最初只有4个系，到我人院的时候，已有空军、海军、政治、炮兵、装甲兵、基本等八九个系了。我上的空军系是4年制。
我被编入第二期，全班有40多个学员，营、团、师职干部都有，都是生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任命我兼班主任。我这年快37岁了，在班上属于年龄偏大的。学员有住单间、双人间和三人间之分。我先是住一个套间，后来家搬去后，住了一套一单元。
学习健活琐忆
我入院之前，刘伯承院长已根据学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文化学习时间。因此，1953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先上半年预科，学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课程，以语文、数学为主。要求通过半年(即一学期)的突击学习，语文达到高中毕业，数学、化学、物理达到高中二年级，俄语学会用军事用语代号的水平。
给我们讲课的文化教员课都讲得非常好，又都非常耐心，对我帮助很大。但是，因为我文化基础差，仍然感到要求高，课程重，时间紧。
为了闯过“文化关”，只有加班加点地拼命学。半年“拼”下来，各科成绩都达到了优秀，为我以后学习正课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时，刘伯承院长对学院生活保障工作非常重视，学院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也很高，各项生活服务工作都搞得很好。空军系的学员吃的是空勤灶标准，伙食特别好。这就保证了我们学员可以专心学习，为我们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1954年春季开学后，我们空军系第二期转人专业课(正课)的学习。专业课主要学习各种飞机包括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的战术、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领航学、气象学等。有些我在二航校学过，但一则限于当时的学习条件，二则我完全是从零开始，对空军无论感性还是理性知识，都一无所知，因此学得不透。这次学习就不同了。另外还系统地学习了战术、战役、战略等军事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研究了我军各个时期和外军二战时期的著名战例。
刘伯承院长既是我军功勋卓著的元戎，又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办院的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一方面要求我们系统地学习当时先进的军事理论，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组织我们学习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作战经验，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还组织我们参加实兵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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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前期，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全国、全军都在大张旗鼓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军事学院也不例外、苏联顾问很多，在教学工作中权力也比较大。刘伯承院长的顾问是位苏军上将。这个顾问回国后，又换了位中将。各系有系顾问，各专业课有各专业课的顾问。当时还开了“战例”课，苏联教官讲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诺曼底登陆等等。空军系教我们课的大多数是苏联教官，教学方法也沿用苏联军事院校的一整套办法，很死板。最典型的是背条文，一本木厚墩墩的书叫我们死记硬背，提问、检验也完全按条文进行，不允许有一点出人，少几个字多几个字都要挨苏联教官的批评。刘伯承院长对这种教学方法是不赞成的，是有看法的。但那时，我们才建国不久，缺少自己的教员队伍，没有自己的教材，没有现成的教育经验。他告诫我们学员:“你们不要‘死背书’，一定要理解意思，要‘死背活用’。”为此，他还写过一个“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的条幅。死记硬背教条式的学习确实不好。但按照刘伯承院长的办法“‘死背活用”，则既可做到学得扎实，又能理论联系实际。
学院里的中国教员比较少，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有“学历”的高级将领，其中多数是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或起义的，人称“旧军官教员”。我们有些学员不尊重人家，当面说些“打败仗的来教打胜仗的”等等很不应该的话，受到刘伯承院长的严厉批评。教我们班“合同战术”的教员叫刘振世，他是原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敬)少将参谋长，黄埔军校毕业生，瓦子街战役被俘的。1949年后任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二军五师副参谋长，认识我。课间休息时，和我一起闲聊。他问我:“ 1948年2,3月打瓦子街的时候，你在哪个部队?”我说在一野四纵警一旅。他说:“噢!那就是打严明了?”我说:’‘对，当时我们旅进攻枣卜条梁。”他又问:“扶眉战役时，打罗局镇就是你的部队吧?”我说:“是的，那时候改称第四军十师了。”他很兴奋地说，罗局战斗的李家源阻击战，一野首长派他去看了。“你那个三十团实在厉害!”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几个观摩的原国民党军官赶快退到后面去了。刘振世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术和解放军的战术不一样，国民党的战术生硬、死板;解放军的战术灵活、机动，所以总打胜仗。这种打法厉害，他佩服。谈到教学时，他说给我们讲课难呵!我劝他要放心大胆讲，不要有顾虑。
配资排行平台当时的保密制度很严，教材不许拿出教室。教室里有几个大立柜，上面隔出一个个小箱柜。上课时，各自用钥匙把自己的柜子打开，拿出教材，“放学”时，再放回去，锁好，严禁私自带回宿舍。钥匙由保密室统一管理。晚上想看点书、补补课，也只能到教室去。不论节假日还是学习日，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教室里。书木、教材不知背了多少遍。
军事学院也不时搞一些文娱活动。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跳交际舞(现在叫交谊舞)一度很盛行北京配资平台可靠吗，还专门派女同志“扫舞盲”，一个一个地教。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也根本没时间.干脆躲得远远的，女同志硬拉我去跳舞时，我说:“这不是让我活受罪吗?”入学的第三年(1955年)，组织上按照规定，把我妻子余群从北京调到南京，分配在南京林业学院党委任组织部长。说起来全家团聚了，但仍然是早出晚归，顾不上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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